数额是我国刑法中最为常见的罪量身分，而数额的累计推算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实务命题。2016年“两高”颁布《关于解决贪污贿赂刑事案件合用司法若干问题的诠释》（以下简称《诠释》），将受贿罪的定罪尺度予以明确，同时划定“对屡次受贿未经处置的，累计推算受贿数额”。但争议并没有伴随司法诠释的出台而终结，诸如参加累计的单笔数额有无限度，能否对来自分歧业贿人的多笔数额进行累计，经过党纪政务处罚的行为是否纳入数额考量等问题依然困扰着办案实际，本文将以五种情景为例探求受贿数额累计推算的若干问题。
情景一：行为人屡次收受分歧业贿人的财物，且各单次行为所对应财物均已达到组成犯罪的数额尺度。例如，国度工作人员甲别离收受A、B、C各三万元财物，后利用权柄为三人投机。此时甲属于一人犯“同种数罪”，即数次行为均触犯了一样罪名且独立成罪。对于具罕见额犯属性的受贿罪，刑法针对分歧的数额配置了相应等级的法定刑，所以在认定事实时可别离表述，但在定罪量刑时应将全数犯罪数额累加，从总体上确定刑档并以一罪处断。
情景二：行为人屡次收受分歧业贿人的财物，且各单次行为所对应数额均未达入罪尺度。例如，国度工作人员乙收受A、B、C各一万元财物，共计三万元，笔者以为此时固然总金额达到了起刑点，但也不能以受贿罪论。由于受贿罪的成立要求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其中的“他人”该当是指统一幼我，而不能在此贿赂人与彼获利人之间跳跃性“拼接”。这也就意味着在受贿罪的调查中要求财物与具体投机事项之间拥有对应性、指向性和关联性，分歧的权钱关系将对应分歧的受贿事实。故当存在多个贿赂人时，分歧业贿人的财物数额准则上不相加，当然也有例表，倘若案件出现出显著陆续犯特点时则另当别论。所谓陆续犯是指行为人基于统一或者概括的犯罪有意，陆续屡次执行性质一样的行为，例如某交警借援手他人处置违章之机相继收受数十人财物，其间虽大部门数额单独并未达入罪尺度，亦应累计推算。
情景三：行为人屡次收受统一贿赂人财物，但各单次行为所涉财物数额均未达入罪尺度。例如，国度工作人员丙屡次收受A的财物，其中单笔财物金额最高两万元，最低五千元。对此，有概想以为，受贿人屡次收受幼额贿款，固然每次都未达到入罪尺度，但屡次累计后达到入罪尺度的，也该当依法定罪处罚，现实上级法实际中也不乏将几百元的财物纳入受贿数额的判例。当然也有学者提出，若是不合参加累计的单笔数额设置最低限度，那么几千元甚至几百元的财物最终都有可能被计入受贿数额，这样一来相当于变相消解了受贿罪的入罪门槛。
笔者以为，贿赂人屡次向国度工作人员输送财物的情景较为复杂，需进一步分析：首先，若是行受贿双方所执行的行为出现出显著徐行犯特点的，应将全数财物数额累加。徐行犯是指行为人将本能一次性实现的犯罪活动有意切分、陆续执行的犯罪状态，以期通过化整为零的方式掩人耳目。此时固然行受贿双方的每次买卖数额均未达数额较大的尺度，但性质上属于有预谋地躲避司法，应通过数额的累计加以堵截。其次，对于徐行犯之表的情景，可将贿赂人提出具体请托事项作为功夫节点，在此节点后发生的收受财物行为，无论数额大幼均一律累计推算，由于此时国度工作人员已经齐全可能揣度出对方所赠财物乃换取其职务行为的对价，财物所蕴含的贿赂属性已经表化得甚为显著。而对于在具体请托事项提出之前所收受的财物，凭据《诠释》第十五条第二款的划定，若是收受的财物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该当一并计入受贿数额。至于此处的一万元，笔者以为只有累计达到就行，而不是单笔就要一万元，由于前期投入无论每笔额度大幼都是为之后的请托作铺垫，此时前期投入便拥有了“准贿赂”的性质。但需把稳的是，在甄别前期投入时应参考肯定的功夫成分，如前期投入与请托节点的距离，以便体现二者之间的关联性与整体性。
情景四：行为人收受多名下属或行政被治理人赠送的财物，数额累计达三万元以上。例如，国度工作人员丁在替儿子操办婚礼期间，收受多名下属赠送的财物，虽每人的财物数额均未达数额较大但累计超过三万元。收受下属或行政被治理人财物超过三万元，可能影响权柄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这是《诠释》第十三条第二款针对“感情投资”设立的划定。其中三万元的起源与组成素有争议，到底是来自于一人还是多人？笔者以为，该当以单幼我为单元进行衡量，由于若允很多人参加累计，便容易混合情面往来与感情投资的界限，将正常的情面往来或者收受礼金的违游记为“拔高”成刑事犯罪。至于此处的三万元到底是指单笔数额还是多笔累计，笔者以为，准则上允许对单人所赠财物进行累计，但仍需思考财物赠送的缘由、季节等成分，诸如是否发生于婚丧嫁娶等场所、是否切合本地风俗习惯、财物金额是否显著异常、双方之间是否互有奉送等，以免将情面交往的礼金误以为贿赂
情景五：行为人因受贿被赐与党纪政务处罚后又再次受贿。例如，国度工作人员戊曾因受贿一万元受到党纪政务处罚，尔后又再次收受他人财物。此时涉及到若何理解《诠释》第十五条第一款傍边的“未经处置”。笔者以为，受过党纪政务处罚的行为不应再纳入受贿数额推算。由于一方面，在行为尚不组成犯罪的情况下，对行为施以惩戒已经在责任评价上拥有了终局性，亦即不属于未经处置；另一方面，司法诠释已经针对曾因受贿而受到党纪政务处罚又再次受贿的行为降低了入罪门槛，若在推算受贿数额时再次累计将有反复评价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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